言论自由
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文章推介
长和业绩会：李泽钜讲话的语境、要点与外部转译
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