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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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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文章推介

传播学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亚洲

Who Decides Taiwan’s Future?

The future of Taiwan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two sharply...

亚洲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亚洲传播学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Decision-Maker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nges on the cognitive...

亚洲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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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