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
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隆重面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一书，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色彩印，以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为主线，收录了会议综述、大会发言、专题研究、深度访谈、学生感言，以及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图片及摄影作品。 这本书记录学界同仁、业界专家对郑教授学术人生的评价、肯定与敬意；书中的深度访谈，还原了郑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心路历程，立体化呈现郑教授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熔融经历；还收录了学生们撰写的郑老师在治学态度、道德品行、为人处世等方面言传身教的故事。500余幅图片和摄影作品，记录了郑教授个人工作、参加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以及郑教授采撷的五洲风情。 通揽全书，看到的是郑教授追梦新闻的矢志不渝，学新闻、爱新闻、教新闻，在新闻研究、学科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急需，以及传媒业改革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以摄影方式记录时代光影、展现家国风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追梦新闻60年》的出版，是对一位老一代新闻学者六十年持之以恒、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表达真诚敬意，也能为新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新闻从业者提供有益启示。 《追梦新闻六十年》编辑部 2026年5月26日
文章推介
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