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调解院
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对我们来说，调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被裁决。”某非洲国家代表在筹备会议上如是说。 2. 部分法律界与多边机构持开放态度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亚洲法律联盟等机构认为，调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谁在质疑？质疑的核心是什么？ 1. 西方主要国家态度审慎甚至抵触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对香港调解中心表现出明显警惕甚至抵触。他们担忧： 从更深层看，西方的质疑源于一个根本担忧：调解院会不会成为中国推动“平行国际秩序”的抓手？ 2. 西方学界与智库的质问...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