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所有与会国家都具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典型特征。 7. 周边小国和传统友好国家高度出席，体现中国外交对“邻为先”的重视。 8. 与西方疏远、或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国家集体出现，这是西方分析者的观感。 二、按大洲分布 亚洲国家20位，占77%：其中东亚 2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东南亚 7位（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南亚 4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中亚 5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西亚...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兰德智库：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靡靡之音？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