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文章推介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美国民主基金会如何塑造涉华认知
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