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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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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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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Beijing Going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 A French Expert May Be Misleading the West

French geopolitical scholar Dominique Moïsi recently raised an attention-grabbing question: “Will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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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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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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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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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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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