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红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的论文发布于学术平台arXiv。文章通过分析短视频平台上的涉华内容传播情况，考察不同类型账号对美国用户态度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与国家媒体账号相比，一些中国网红发布的生活类视频往往更容易获得观看和互动。 这些内容通常围绕城市生活、文化体验、美食旅行或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展开。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视频经常引发大量讨论，一些美国用户在互动中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新的认识。 研究并没有简单得出“谁更有效”的结论，但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在社交平台环境中，个人创作者更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信息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印象。 二、平台时代传播结构的变化 这一现象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平台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平台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互动率、观看时长和分享行为等指标。 在这种环境下，内容风格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显增强。个人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活化叙事，内容节奏也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观看习惯，因此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 相比之下，国家媒体的内容通常更接近传统新闻报道，其叙事方式较为正式。在平台环境中，这类内容有时不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浏览信息流。 三、国家传播与个人传播的差异 在传播逻辑上，国家媒体与个人创作者存在明显差异。国家媒体承担信息发布与公共传播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叙事上需要保持较高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个人创作者则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可能只是记录一次旅行、介绍一种美食，或者展示城市生活的某个片段。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以国家传播为目标，但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