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台湾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完成，并获得瑞典心理防御局（Swedish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资助，从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呈现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笔者将其简称为“C+”）的结构性变化，即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传播执行层面不断扩展，参与主体显著增加。 China Media Project（CMP）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媒体与传播体系为核心的独立研究项目，最初依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设立。近年来，其运作呈现跨地域特征，发布与研究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点。这份报告是由CMP台湾办公室发布的。 一、从“中央主导”到“多层级参与” 报告指出，早期阶段，中国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中央级媒体与国家机构，传播路径相对集中，主体较为单一。近年来，这一格局出现变化：地方层级开始被纳入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层级参与的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一些省、市建立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平台或机构，承担内容生产、外语表达与对外渠道对接等功能。报告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概括为“国际传播中心”（International...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这一现象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个别案例，而会对科研生态产生持续作用。 首先是对学术公平的侵蚀。科研评价的基本原则是“贡献与署名匹配”，一旦权力因素介入，普通研究者的实际贡献可能被弱化，评价结果偏离真实能力，长期将削弱制度信任。 其次是对创新机制的扭曲。当成果分配不再完全基于原创贡献，研究行为将趋向依附性合作与稳妥产出，风险性探索减少，科研活动从“问题驱动”转向“关系驱动”。 再次是对评价体系的反向塑造。当高产出与权力位置发生关联，数量导向会被进一步强化，形成“数量—权力—数量”的循环，质量与原创性被边缘化。 最后，是对教育治理与权力监督观感的损害。当“职位上升—成果暴增”的现象反复出现且缺乏合理解释时，容易在学界与社会层面形成一种直观印象：科研成果可能受到权力影响，相关监督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长期来看，这可能削弱对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公正性的信任基础，进而影响对国家治理规范性与有效性的整体认知。 四、科研的“权力化”趋势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院长效应”反映的是科研活动的“权力化”趋势：知识生产逐渐嵌入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体系，成果的产生与归属不再完全由学术逻辑主导。 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大型科研活动本就依赖组织协调，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约束。如果缺乏边界，权力可能从“支持科研”转向“重塑科研”，改变其基本运行逻辑。 五、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制度盲区 当前讨论“院长效应”，本质上指向一个制度问题：对兼具行政与学术身份的干部，其科研成果缺乏系统性的审视机制。 在干部考核中，论文与专利往往被视为“加分项”，但较少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分析。例如，成果数量与其研究背景是否匹配，产出变化是否符合科研规律，是否与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关联等，往往未被纳入评价视野。...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再次，在功能定位上，该机构更接近一个全球公共品平台，其核心作用包括经验分享、政策协调以及能力建设。换言之，其重点在于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联合国框架向更多国家扩散。 从这一角度看，该建议体现出一种判断，即中国在部分发展领域已具备向外输出经验的能力。 语义边界：避免被误读为重大制度变动 随着信息传播，这一建议在部分舆论中被放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语义澄清。 首先，这不意味着联合国总部将从美国迁出。联合国体系本身具有多中心结构，除纽约总部外，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等地均设有重要机构，因此在不同国家设立功能性机构属于常见安排。 其次，该建议尚未形成任何国家层面的提案，也未进入联合国正式议程，所以不能理解为 “即将实施的国际项目”。 可行性分析：制度与政治双重约束 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设立新的大型联合国机构，面临多方面约束。 一是制度层面。联合国机构的设立通常需要成员国广泛协商，并通过正式程序批准，同时涉及经费来源、人员配置及治理结构等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 二是政治层面。联合国体系深受大国关系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尽管长期拖欠联合国经费）及总部所在地，在相关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涉及机构布局调整的问题，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地缘政治战略和技术竞争并不是中国公众认为台湾重要的首要原因。相反，更多人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例如，80%认为实现统一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71%认为大陆与台湾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67%认为台湾问题与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遏制有关。 这次调查显示，大多数（83%）认为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受访者，把台湾问题视为最大风险。换句话说，美国威胁和台湾问题是高度绑定的。 尽管高科技竞争在西方关于美中竞争的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仅有少数（45%）的中国公众认为，台湾半导体制造业是该岛对大陆价值的重要因素。 对武力选项的态度：倾向克制但并非绝对放弃 在是否应对台湾动用武力的问题上，调查结果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结构。 一方面，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相当比例（50%）认为军事行动可能带来负面后果。这表明，“避免冲突升级”仍是主流认知。 但另一方面，数据也显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2025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公众反对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比例有所下降。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1月的调查中，38%的受访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通过武力实现统一，而45%的人表示不同意这一说法。 在是否使用武力问题上，公众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条件性：如果为了阻止明确的“台独”，多数人更倾向支持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例如针对离岛的打击（支持率为81%），而不是全面军事进攻（支持率为32%）。 这一变化意味着，大陆公众并非简单的“和平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而更接近一种条件性克制：即在一般情境下倾向避免使用武力，但在特定条件（例如政治或安全情境发生重大变化）下，并不完全排除强制性选项。 政策路径偏好：交流与融合优先 在具体政策取向上，调查结果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趋势：公众普遍支持通过交流与合作来处理两岸关系，例如加强文化交流（86%）和经济联系（81%），以及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台湾商人和学生到大陆生活和发展（68%）。...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既是民生刚需，也是时代必然。 其一，这是应对农村老龄化的迫切需要。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大量农村老人无稳定收入，每月百元左右的养老金难以覆盖米面粮油、常用药品等基本开支，提高待遇才能守住他们的基本生活底线，防止因老致贫。 其二，这是回馈农民历史贡献的应有之义。几代农民交公粮、修水利、建公路，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其三，这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提高养老金能减轻农村子女赡养压力，激活农村消费潜力，让老人生活有保障、子女发展无顾虑，进而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结语：筑牢农民养老保障，共赴幸福晚年 农民养老无小事，民生保障大于天。17位代表和委员的呼吁，承载着亿万农村老人的期盼。随着2026年基础养老金的上调，政策红利已逐步落地，但距离农民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唯有建立长效增长机制，兼顾地区平衡，加大财政投入，才能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让每一位为国家发展奉献过的农村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文章推介
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中国已进入“紧箍咒型社会”？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