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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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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二、理解传播是如何运作的 许多人认为传播就是信息传递。事实上,传播远比想象中复杂。 传播不仅包括信息发送者,还包括信息接受者,以及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传播简单理解为表达自己,但真正有效的传播,既包括表达,也包括理解。 传播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国际传播的本质,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思考,同时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思考。 只有理解传播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社会为何经常出现误解与冲突。 三、认识信息控制与信息可见性 很多人谈论信息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信息是否能够发布。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能够被看见。 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删除内容,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商业逻辑影响信息传播。 某些信息可以公开存在,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某些观点并未被禁止表达,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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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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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亚洲北美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传播学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传播学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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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