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既是民生刚需,也是时代必然。 其一,这是应对农村老龄化的迫切需要。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大量农村老人无稳定收入,每月百元左右的养老金难以覆盖米面粮油、常用药品等基本开支,提高待遇才能守住他们的基本生活底线,防止因老致贫。 其二,这是回馈农民历史贡献的应有之义。几代农民交公粮、修水利、建公路,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其三,这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提高养老金能减轻农村子女赡养压力,激活农村消费潜力,让老人生活有保障、子女发展无顾虑,进而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结语:筑牢农民养老保障,共赴幸福晚年 农民养老无小事,民生保障大于天。17位代表和委员的呼吁,承载着亿万农村老人的期盼。随着2026年基础养老金的上调,政策红利已逐步落地,但距离农民的实际需求仍有差距。唯有建立长效增长机制,兼顾地区平衡,加大财政投入,才能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让每一位为国家发展奉献过的农村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2026-03-14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2025-05-31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2025-07-23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2026-03-03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2025-05-30作者:飞马出版社 出处:人民报 发表时间:2025年7月28日 两年前,敝社邂逅讲述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有感于作品虽在台湾出版,却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关注,征得作者喻智官先生同意为之出了修订新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月前,有声书主播雨天女士阅读《福民公寓》后与敝社联系,她认为“《福民公寓》故事深刻,人物鲜活,对话流畅真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让更多听众听到这样一部真实、有力量的作品。”她的感受和意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旅居海外的雨天女士是上海人,专注播讲纪实文学、大陆禁书以及现代文学,由她演播讲述上海市民的故事可珠联璧合。 《福民公寓》开播后不仅吸引了大量听众,演播者与听众还即时互动交流。纵观听众的留言小议,虽只言片语,却充满真情实感,不乏切中肯綮之论,与敝社对《福民公寓》的评价相吻合,在此摘录简介,以飨读者。 一、文革经历者的认可 ——这是我读过最清楚的文革故事。从老百姓的生活讲述,一日一日,物是人非。感谢作者纪录那段灰暗的时代,雨天也功德无量,声音的传播,使这本书又(有)了更多的读者,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那段史。 ——边听思绪就给带回60年前,文革那年我12,家境就和(书中)严家差不多,天天提心吊胆…… ——太感谢作者了,把那段历史真实的[地]记录给后人,文中记述得[的]那些人和事也都有我母亲家和我周围认识(的)那些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影子。 ——幸好我们都还在,幸好作者为我们还原历史,幸好雨天的真情朗读。……里面大多数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对应。 ——感谢雨天与作者,又来让我们一起走过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小说里的很多人与事都可以在自己的过往中找到。...
2025-08-12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5日 摘要:本文探讨西方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在分析中国时,因高度依赖公开文献而面临的方法论局限。在中国语境下,公开信息存在明显的筛选机制,导致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公开表达的中国”,而难以触及“实际存在的中国”。这种结构性的可见性差异可能引发样本代表性偏差,进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政策逻辑的整体判断。文章强调,理解中国必须同时把握公开文本与其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可见信息等同于全部现实。 关键词:中国研究;智库分析;样本偏差;公开文献;认知结构 近些年,围绕中国的国际研究显著增多。西方智库、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持续投入资源,试图通过公开信息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结构与政策走向。相关研究大量依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的判断框架。 这类研究具有其合理性,也构成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一个基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仅依赖公开材料,是否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公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其边界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公开文献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它具备可验证、可引用、可追溯的特点,因此成为智库分析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在任何社会中,公开表达本身都存在边界。能够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筛选与规范性约束。这意味着,公开文献首先反映的是“可发表内容”,而不必然等同于“全部存在的认知”。 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尤为明显。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通常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这种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观点单一或者统一,而可能反映的是表达空间经过过滤后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开表达的中国”,二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两者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
2026-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