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2025-08-07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2026-04-03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2026-07-26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2026-08-25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2026-05-13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202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