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工具化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文章推介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