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峰会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如果9月峰会有所突破，最可能集中在经贸领域。原因很简单：经贸问题虽然复杂，但具有较强的交易属性。 此前形成的一年期关税休战安排，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窗口。随着相关措施接近到期，延长暂停期限、建立新的贸易磋商机制，将成为双方最容易展示成果的方向。 美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和飞机等产品采购； 二是中国在市场准入、贸易规则执行方面做出更多承诺； 三是在部分非敏感领域降低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延长关税暂停安排，避免新的贸易压力； 二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扩大部分产业和投资合作空间。 但需要看到，这类安排更多属于“战术性缓和”。...
文章推介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法广（RFI）的报道很不严肃
法广的报道很不严肃：是“困惑”或者“诧异”，而不是“不悦”。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新闻报道不仅要准确传递事实，也应谨慎处理人物表情、情绪及其背后的态度判断。11月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中文网一则有关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的报道，却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值得商榷的问题。 该则报道的标题是《施泰因迈尔：当被问及是否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中美俄峰会?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 问题在于，德语原词是Irritation。这个词通常表示困惑、诧异、意外或受到某种刺激后的不适，并不等同于中文的“不悦”。将其翻译为“面露不悦之色”，强化了对人物的负面情绪判断。 两者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诧异”描述的是对意外信息的反应，“不悦”则暗含不满甚至恼怒。前者主要是对表情的描述，后者已经带有更明确的心理和态度判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涉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互动。人物表情本来就具有较强的解释空间，新闻翻译更应避免将模糊的情绪信号转化为确定的态度表达。 如果原文没有明确表达“不悦”，中文报道就不应替当事人作出这样的情绪判断。译为“习近平面露诧异之色”，或者更审慎地表述为“施泰因迈尔称，习近平对此似乎感到意外”，都比现有标题更加稳妥。 RFI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媒体。专业性不仅体现在信息来源和新闻事实的核实上，也体现在对语言分寸的把握上。涉及外交关系的报道，尤其需要区分事实、观察与解释。新闻翻译不能替原文增加情绪，更不能让一个词悄然改变读者对外交互动的理解。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