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2026年，Safran Safar Almakaty发表了一篇关于2000-2026年国际传播研究趋势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发现，情绪已经不再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边缘话题，而开始与软实力、公共外交和国际影响力并列。 Ruta Kaskeleviciute、Andreas Nanz、Irina Dietrich和Jörg Matthes 2026年发表的成果显示，“情绪”已经不是偶尔出现在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国际传播不是只“说了什么”，还有“以什么情绪说”“让对方感受到什么”。 二、这个发现并不新，但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核心 情绪影响判断，对此心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此次修法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 台湾要修改的不是媒体法、广播电视法、新闻法或者网络治理法，而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从制度层面重新界定认知战的性质。 在新的框架下，认知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问题，而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畴。 这种转变看似只是法律定位的变化，实际上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的理解方式。 二、情报逻辑与传播逻辑悬殊 传播工作的基本逻辑是开放。不同观点竞争，公众自主判断，社会通过持续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情报工作的基本逻辑是防御。它强调威胁识别、风险评估、来源追踪以及安全管控。 当一个问题被纳入传播框架时，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内容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合理、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 而当同一个问题被纳入情报框架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两种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但两者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文章推介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传播即外交：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