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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文章推介

传播学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亚洲北美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北美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Blog

《无界传播》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传播学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Blog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