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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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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亚洲

“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Blog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亚洲

Global Structural Forces That Shape China’s Future

Abstract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shaped not only by domestic policies...

亚洲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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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