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
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文章推介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