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传播劫持是外部行动者未经传播主体同意，挪用其既有的传播要素，并将这些要素重新用于不同甚至相反目的的传播现象。 这里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非自愿性。原传播主体并没有授权这种使用。 第二，挪用性。劫持者不是从零开始传播，而是利用了原主体已经建立的传播资源，包括人物身份、账号、话题标签、媒体名称、品牌、叙事或传播活动等。 第三，目的转换。传播资源被用于与原始目的不同的用途，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削弱原传播主体。 例如，一个国际组织发起“反仇恨言论”网络活动，并设置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话题标签。后来，反对该组织的人大量使用同一标签，但发布的内容却是在批评该组织本身。此时，原组织已经建立的传播入口被重新用于另一种传播目的。 它与一般的“传播操纵”并不完全相同。传播操纵可以从零开始制造信息、设计传播策略；传播劫持则更强调对既有传播资源的挪用和重新定向。 二、传播劫持有哪些主要形态？ 相关研究将传播劫持区分为人物、标签、媒体、叙事、传播活动、品牌和新闻等不同形态。 1.人物劫持：借用他人的身份 人物劫持（persona...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和学界的观察虽然角度不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现象：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元素进入海外公众视野。 二、从“讲述中国”到“展示中国”：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中国国际传播比较强调对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历史文化和经济成就进行介绍，传播的基本方式是“讲述中国”。 如今，传播的内容正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一顿饭、一座城市、一辆新能源汽车、一部手机、一款游戏、一件潮玩，甚至一个普通外国游客的旅行视频，都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的入口。 传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媒体仍然重要，但企业、品牌、文化机构、旅游者、网络创作者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门槛，使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进入全球公共空间。 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正在从“解释”走向“体验”。 传统传播往往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生活方式传播则让受众直接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消费、出行和娱乐。前者主要依靠语言和叙事，后者更多依靠视觉、体验和比较。 因此，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新内容，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 三、生活方式能否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西方对这一现象并非只有肯定。一些观察者认为，生活方式传播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距离感，使外国受众能够通过旅行、消费和文化产品形成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当生活方式被有意识地选择、包装和推广时，它同样可能成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本身说明，中国国际传播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传播环境。...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简单说，就是“说话像你身边的人”。利用AI模仿某个群体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甚至情绪节奏，让内容看起来像本社群成员所写。因为语言风格熟悉，读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包含明显谣言，而是通过“像自己人”来增强影响力。 二、情绪精准投放（Emotion-Targeted Messaging/Emotional Microtargeting） 不同人对不同情绪更敏感。有的人容易被愤怒激发，有的人更容易被焦虑触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哪些群体更容易对某类议题产生情绪反应，然后推送对应内容。久而久之，个体会误以为“大家都在这么想”，其实看到的是被筛选过的信息。 三、人机混合网络（Hybrid Human-Bot Networks） 过去常见“机器人账号”。现在更复杂的是人机结合：人工负责设计内容方向，机器负责批量发布、转发和互动。这样既有人的判断力，又有机器的规模优势。普通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互动，哪些是被放大的声音。 四、跨平台协同放大（Cross-Platform Amplification）...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of narrative）与“道德逻辑”（logic of virtue-signaling）——通过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为何正义”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对美国而言，道德判断优先于事实验证。 当中国展示自身制度成就时，美国社会往往首先评估其“价值立场”而非“治理绩效”。这种差异并非无知，而是一种深层的“符号秩序差异”：中国以“秩序生产”为认知核心，美国以“意义生产”为认知核心。 三、认知错位的结构性后果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持续“语义错位”： 在这一错位中，中国的理性话语无法进入美国的叙事系统，而美国的道德指控也难以在中国语境中获得共鸣。双方并非缺乏沟通渠道，而是缺乏认知翻译机制。 四、走出误解的可能路径 化解这种结构性误解，关键不在于“改变对方”，而在于重构认知互译机制（Cognitive...
文章推介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