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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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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亚洲

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亚洲

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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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亚洲

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亚洲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