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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supportive voices)”等较为原则性的表达,未对具体对象范围或操作方式做出细化。 此外,公众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是否使用匿名账号参与舆论、是否存在隐蔽动员当地意见领袖、合作关系是否公开披露等,在目前披露的信息中均未被提及。 三、电报核心内容:信息应对能力的系统性强化 从公开报道可以还原出,这份电报主要从五个方面对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 首先,是对信息环境的界定。电报将当前国际舆论空间视为具有竞争性质的领域,要求各使领馆不仅要关注信息动态,还要主动识别对美国不利的叙事,并在必要时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信息环境已从“背景条件”转变为外交工作的“行动空间”。 其次,是对传播工具的强调。电报明确提出,应利用X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公共讨论,对争议性信息进行回应,并借助平台机制进行信息纠偏。这一变化反映出外交传播正在向平台化、实时化方向转型。 再次,是对传播方式的调整。电报提出,应“放大支持性声音”,并与“当地行为体”合作,以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表述属于原则性要求,报道中并未对合作对象或具体操作方式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四,是对行动节奏的要求。电报强调传播的及时性与主动性,要求驻外机构在相关叙事出现时迅速介入,而非事后回应。这种从“解释性传播”向“介入性传播”的转变,是当前信息环境变化的重要体现。 第五,是涉及跨系统协同的内容。根据《卫报》报道,电报中提到与美军“军事信息支援行动”(MISO)体系进行协调。MISO属于美军的信息与心理作战体系,其职能包括通过信息手段影响受众认知与行为。这一表述具有敏感性。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只能确认电报提到“协同”,但协同的具体形式、范围以及是否涉及隐蔽行动,公开信息并未提供细节,因而无法进一步判断。 四、客观评价:公开传播强化与边界变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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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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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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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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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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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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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