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本身距离普通公众非常遥远。 绝大多数人无法亲自接触外国政府，无法参与国际谈判，无法了解外交决策过程，更无法掌握各国真实战略意图。 因此，人们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各种传播系统，而所有传播系统都是过滤系统。 二、大众传媒是第一层过滤系统 国际社会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不可能全部进入新闻报道。 媒体必须进行筛选：哪些新闻值得报道？哪些新闻值得放在头版？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解读？哪些信息可以忽略？ 这些选择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公众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国际现实，而是媒体选择后的国际现实。 不同国家媒体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 同一国际事件，美国媒体、中国媒体、英国媒体、俄罗斯媒体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经过解释后的版本。...
文章推介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