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使团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因此将它们定性为“外国使团”，而不只是普通的新闻媒体。 很多中国人至今并不了解这一变化。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制度认知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美国分三批将15家中国媒体列入“外国使团” 2020年，美国国务院先后三次宣布，将15家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Foreign Mission）。 第一批（2020年2月18日）共5家： 新华社（Xinhua News...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文章推介
Why Should We Combat Islamophobia?
Islamophobia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issue; it also concerns social stability,...
When Security Has No Limits, Everyone Pays
Whatever our jobs or social positions, most of us are struggling to...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