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舆智应大模型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文章推介
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EU CEPS Suggests Be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ay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
Recently,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a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2026年中国新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
2026年以来，中国高校已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1家国际传播研究院。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8日 1.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推动学界与业界深度融合 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的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揭牌。该学院挂靠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旨在将新华社的全球传播网络、行业资源与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相结合，探索人才培养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于2025年8月组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的成立是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进展。 2.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突出面向东盟的区域特色 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揭牌成立，成为广西高校首所国际传播学院。学院聚焦国际新闻传播、跨文化沟通和东盟区域传播等方向，计划通过整合校内学科资源、深化校媒合作，培养适应中国—东盟交流合作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 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将围绕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建设、全球舆情与决策支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任务展开工作，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学院。 4.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学科融合 5月3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成立。学院以原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为主体，整合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依托学校多语种办学和传媒教育优势，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重点关注全球南方及周边国家传播，推动国际传播与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及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
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