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一旦国际传播被压缩为“压制对手声音”，策略选择往往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长期性的信誉积累、跨文化理解建设、议题设置能力提升等路径，会被短期的对抗性操作所取代。传播被理解为即时效果问题，而非结构性关系建设问题。 这种偏差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在短期内制造“可见度提升”的假象，却在中长期削弱解释权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四、外部环境的误读风险：强化刻板印象的反向效应 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压制性传播”的标签一旦形成，往往会产生反向放大效应。 原因在于，国际传播并非单向输出系统，而是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结构的互动系统。当一个行为体被认知为试图压制他者声音时，其信息本身的可信度会遭遇系统性折扣，即便其内容具有事实依据。 换句话说，传播手段的认知属性，反过来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的核心内涵。 五、结构性结论：国际传播的本质仍是解释权竞争 更准确的理解是，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长期竞争，而非信息流动的单向控制。 其关键不在于“让谁闭嘴”，而在于“谁的解释更具结构性说服力”，以及“谁能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起稳定的意义连接”。 把国际传播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宣传观的认知结构，同时也受到安全逻辑与对抗性传播经验的共同影响。...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8.不要只讲成就。国际社会更关注问题处理机制。是否公开面对争议、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比成绩本身更具说服力。 9.不要回避敏感议题。回避行为会被自动解读为默认。理性回应有助于控制叙事空间。 10.不要面面俱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选择可持续议题，形成稳定样本，协助外界持续观察与验证。 11.不要重形式而轻内容。视觉包装只能吸引注意和辅助理解，但不能替代事实与细节。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 三、受众与触达：从自我表达转向有效抵达 12.不要自说自话。重大传播行动前，应进行受众调研。传播不是表达自我，而是进入对方的问题结构。 13.不要假设海外受众天然理解我国发展逻辑。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需要在对方熟悉的概念体系中解释，否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坐标。 14.区分受众层级。精英（政策圈、商业界、学界）与公众关注点不同。分众分层传播，才能产生结构性影响。 15.不要让官方成为唯一信源。多元表达能够降低“工具化传播”的观感。第三方与民间视角往往更具公信力。 16.不要陷入唯流量思维。互动数据（粉丝数、转发量、点赞数、评论数等）会影响算法排序，但不等于态度改变和信任建立。态度形成依赖长期积累。 四、机制与执行：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做事...
文章推介
Harvard Should Rethink Its China Opinion Surveys
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