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和学界的观察虽然角度不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现象：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元素进入海外公众视野。 二、从“讲述中国”到“展示中国”：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中国国际传播比较强调对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历史文化和经济成就进行介绍，传播的基本方式是“讲述中国”。 如今，传播的内容正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一顿饭、一座城市、一辆新能源汽车、一部手机、一款游戏、一件潮玩，甚至一个普通外国游客的旅行视频，都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的入口。 传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媒体仍然重要，但企业、品牌、文化机构、旅游者、网络创作者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门槛，使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进入全球公共空间。 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正在从“解释”走向“体验”。 传统传播往往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生活方式传播则让受众直接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消费、出行和娱乐。前者主要依靠语言和叙事，后者更多依靠视觉、体验和比较。 因此，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新内容，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 三、生活方式能否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西方对这一现象并非只有肯定。一些观察者认为，生活方式传播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距离感，使外国受众能够通过旅行、消费和文化产品形成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当生活方式被有意识地选择、包装和推广时，它同样可能成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本身说明，中国国际传播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传播环境。...
文章推介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善待舆论监督，就是守护国家命脉
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