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进一步推动国会层面对华科技竞争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多次发布报告,指责中美联合研究所和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技术输送渠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美高校合作项目近年来出现调整、暂停招生或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将多所中国重点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加强对部分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安全审查;加强对大学研究项目的外国资助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叠加,形成了强大的“寒蝉效应”。许多美国学者主动减少或放弃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以避免被调查、失去联邦资助或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 中国方面则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四五”规划,再到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部分前沿领域逐步减少对外部依赖,同时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方的警惕,形成行动与反制的螺旋上升。 二、大学战场的现实图景 今天的“学术冷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合作成果显著减少。中美科研合作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高端无线通信等战略敏感领域。部分研究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中国相关的资助项目在2018年后大幅减少。 第二,合作办学明显降温。过去一年,多所中美合作办学机构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模式。曾经被视为成功典范的联合项目,如今因“国家安全风险”而被关注。...
2026-07-07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2025-06-30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不少中国网友注意到,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官方网站目前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共10种语言的页面入口,其中没有中文。 这一现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不少舆论认为,因为与中国就世界杯转播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一怒之下删除了中文页面。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愤愤不平 从国际机构运营角度看,是否提供某种语言版本,不仅涉及运营成本与内容维护,也体现其对相关语言使用群体规模、市场价值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否提供中文网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市场之一。 无论是世界杯观众规模、商业赞助能力、赛事转播市场,还是足球人口与消费潜力,中国都已成为国际足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际足联官网长期缺乏中文页面,难免会让部分中国用户产生一种“不被重视”的感受。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机构是否提供中文服务,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正式认可与平等对待的象征。 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已经开始强化中文服务体系。例如联合国长期使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多数国际科技平台均设有完整中文界面;越来越多国际体育赛事开始重视中文传播与中国市场运营。 因此,如果国际足联增加(恢复)中文网页,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球迷的使用体验,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与国际足球之间的连接感。 这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尊重。 国际化从来不只是“进入市场”,更包括对不同语言、文化与受众的平等理解。对于一个真正面向全球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中文不应被视为边缘语言,而应被视为全球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6-05-13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2025-06-20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2026-07-15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2025-04-03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2026-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