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进一步推动国会层面对华科技竞争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多次发布报告,指责中美联合研究所和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技术输送渠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美高校合作项目近年来出现调整、暂停招生或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将多所中国重点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加强对部分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安全审查;加强对大学研究项目的外国资助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叠加,形成了强大的“寒蝉效应”。许多美国学者主动减少或放弃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以避免被调查、失去联邦资助或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 中国方面则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四五”规划,再到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部分前沿领域逐步减少对外部依赖,同时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方的警惕,形成行动与反制的螺旋上升。 二、大学战场的现实图景 今天的“学术冷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合作成果显著减少。中美科研合作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高端无线通信等战略敏感领域。部分研究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中国相关的资助项目在2018年后大幅减少。 第二,合作办学明显降温。过去一年,多所中美合作办学机构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模式。曾经被视为成功典范的联合项目,如今因“国家安全风险”而被关注。...
2026-07-07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2025-07-13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2025-09-24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2026-04-02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2025-11-16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202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