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三、制度逻辑：媒体独立性的早期表达 “四不”方针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早期的媒体伦理框架，其核心不是技术规范，而是立场约束机制。它试图在缺乏现代新闻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通过自律方式建立可信度基础。 从传播结构来看，这一方针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新闻与权力关系的边界；二是新闻与资本关系的边界；三是新闻与舆论情绪之间的距离控制。因此，它不仅是编辑原则，也是一种组织自我定位方式。 四、现实张力与内在局限 从现代媒体制度视角看，“四不”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主要张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完全“不党”在现实政治传播环境中较难持续维持，媒体往往不可避免地嵌入制度结构或意识形态语境。 其次，“不卖”在商业媒体逻辑中面临经营压力，广告与资本结构会对内容产生结构性影响。 再次，“不盲”在高度信息化与情绪化传播环境中，对媒体专业判断能力提出持续挑战。 因此，“四不”更多是一种规范性目标，而非可完全实现的状态。 五、当代意义：媒体伦理的历史参照 尽管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四不”方针仍具有分析价值。在当代信息环境中，媒体面临平台化、算法分发与舆论极化等新结构性条件，其核心问题依然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独立性、可信度与公共性。...
文章推介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教皇良十四警告AI武装化：技术正在突破文明边界
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致辞：努力未必有回报
文/刘悦心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在2019年入学典礼上的致辞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甚好。 中国网民评论说：“这才是人文教育”；“没有高大上，只有接地气”；“这才是真话”；“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有些人因这篇致辞而喜欢上教授，喜欢上日本教育和日本，这让国内那些做国际传播的情何以堪？ 上野千鹤子教授致辞中最打动中国人的，是下面这段话： 你们一路坚信“努力必有回报”才走到了今天，但前方等待你们的却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你现在之所以觉得“努力一定有回报”，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你所处的环境始终鼓励着你，推动着你，有人牵着你的手引领前行，更有人认可你的付出，不吝赞美。但这世上，有人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回报，有人想努力却无力挣扎，更有人因过度拼搏而身心俱疲。所以请不要将你们的努力仅仅用于让自己脱颖而出，不要用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卓越的能力，去贬低那些不如你们幸运的人，而应该发挥这些努力来帮助他们。最后，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他们互帮互助，彼此扶持。 问题是：为什么如此质朴的话，会打动这么多中国人？ 中国大学的入学致辞，有几篇能传出国门？
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