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卖港口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文章推介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全球变局中的一苇：《战略传播前沿》于迷雾中举灯
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万斯副总统称中国人为“乡巴佬”？
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北极博弈
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