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一些用户还质疑，许多使用多年的旧车性能稳定，却因不符合新标准而被要求淘汰，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监管角度看，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风险，但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技术标准与现实使用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就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共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合理性，也需要社会接受度。 三、基层执法争议正在影响治理感知 除了标准争议之外，部分地区执法方式也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映存在处罚偏重、教育不足的问题。例如，轻微违规即被罚款、短时间集中整治、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都容易让公众产生“运动式执法”的观感。 尤其对于依赖电动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外卖员、快递员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频繁处罚会直接增加生活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感受。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便利、安全与秩序，治理容易获得支持；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压力、不便与成本增加，治理阻力就会迅速上升。 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规则管理，也是社会情绪管理。 四、电动自行车背后，是城市民生结构问题 电动自行车之所以高度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生活结构。...
文章推介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