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挑战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外部感知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技术能力提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层面，而开始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结构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更广泛影响。这种“跨体系影响力”，是“系统性”一词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安全议题本身的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科技、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广义安全”框架下，中国自然被纳入观察与评估范围。 再次，是联盟内部协调的需要。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差异：部分国家更强调经济合作，部分国家更关注安全风险。“系统性挑战”作为一种中间性表述，既能体现警惕，又避免使用“威胁”或“敌人”等更具对抗性的词汇，从而成为一种可被多数成员接受的折中方案。 四、从文件出发：北约的正式定性 在北约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中，中国被明确描述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系统性挑战”。这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表述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使用的是“挑战”（challenge），而非“威胁”（threat）或“敌人”（enemy）；其次，“系统性”强调影响的层级，即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涉及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第三，表述为复数形式“challenges”，意味着问题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冲突。 因此，这一定性本身就具有“非单一对抗”的特征，更接近一种结构性判断。 五、语义差异：同一个词，不同温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systemic challenge”在英语政策语境中的含义，与中文语境下的“系统性挑战”情绪温度并不一致。 在西方政策语言中，“challenge”通常位于一个梯度之中：低于“威胁”，高于一般“竞争”。它意味着一种需要应对的压力，但并不自动指向对抗。而“systemic”强调这种压力存在于规则、技术、供应链、安全等体系层面。...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2025年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还可能针对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综合性科技与网络对手，而非传统军事竞争者。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能力扩张高度关注。2025年ATA报告列举了中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强化太空与网络战能力，并在核武库扩张方面动作明显。 关于核武库规模，美国相关报告（如年度评估和国防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扩张其战略弹头。根据公开估计，中国核弹头可能已有约500枚，且在未来仍有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的核扩张对美国构成长期战略威胁，并可能进一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核平衡。 这一系列军事和核能力的评估，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地区性挑战，而是把它列入未来可能与美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主要对手。 在2024年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舆论，其目的包括边缘化批评者、加剧社会分裂。 情报机构指出，中国正在运用影响活动来塑造西方国家政策偏好、舆论环境和制度规则。 更深层次的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的技术竞争、供应链控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挑战的一部分。许多分析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规则体系竞争者”，而不仅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对手。 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能力快速提升。无论是网络、人工智能、太空、核武，还是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过去数年里都持续加大投入，并已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情报界不得不重估这种能力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结构性影响。...
文章推介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外资在撤离中国吗？数据背后的真相与逻辑
“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