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2026-03-15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2026-05-24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2026-05-26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2025-07-21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2026-02-15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2026-04-17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202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