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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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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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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传播学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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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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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亚洲北美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