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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文章推介

亚洲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传播学

什么是“信息韭菜”

“信息韭菜”是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用来描述在信息环境中处于特定弱势状态的群体。 一、定义 “信息韭菜”是指那些在信息的接收、处理及运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缺乏对信息的甄别、分析与批判能力,从而容易被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误导、操控,进而做出不合理决策或行为的人。 二、常见行为表现 三、产生的主要原因

亚洲

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亚洲欧洲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亚洲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亚洲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