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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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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项目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来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为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既有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障碍未必来自信息缺失,而可能来自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因此,西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认知对象。 对于一些人而言,西藏首先是宗教文化空间;...

文章推介

北美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亚洲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So Obedient?

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亚洲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传播学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亚洲北美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亚洲北美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