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晚会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文章推介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美国为什么打压TikTok？
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影响力争夺以及经济利益博弈等多个层面。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国家安全与数据隐私的“名义理由” 2. 地缘政治与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 3. 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 4. 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抗 5.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作工具 打压手段与TikTok的应对...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