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当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依赖AI理解世界时,AI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机器开始参与认知,那么认知安全是否仍然只是人的问题? 二、从争夺受众到争夺AI 传统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影响受众。国家通过媒体、文化产品、教育交流和公共外交塑造国际形象,希望获得更多理解、支持和认同。 在AI时代,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者开始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内容更容易被AI发现、理解和引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成式引擎优化(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GEO)。 从某种意义上说,GEO与搜索时代的SEO类似,其本身并非负面行为。 问题在于,当GEO与人工操纵、虚假信息生产以及数据投毒结合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过去的信息战主要针对人类;未来的信息操纵可能首先针对机器。...
2026-06-03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由于大模型依赖网络信息进行学习,一旦被污染的内容被模型吸收,就可能进入AI的回答体系。更危险的是,这种污染可能具有“自我复制”的特性:一个AI生成的错误内容,可能被另一个AI抓取学习,形成虚假信息的循环扩散。 “AI投毒”为什么危险? 传统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通常需要用户主动点击才能生效,而在AI时代,用户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相信AI给出的“标准答案”。这意味着,过去的信息操纵影响的是“搜索结果”;现在的信息操纵,影响的则是“AI认知”。 这种变化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为用户面对搜索引擎时,仍然会在不同网页之间比较,而面对AI时,很多人会默认其输出已经过“综合判断”。 一旦AI被污染,其影响可能远超普通虚假广告。目前,AI投毒主要带来四类风险。 误导消费者。如果AI将虚假产品识别为“优质推荐”,用户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一些营销团队已经开始尝试利用AI批量制造“专业测评”“专家观点”“用户口碑”,以影响AI的推荐结果。 扰乱商业竞争。传统“刷单”“刷评”主要影响电商平台,而AI投毒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在智能问答中的整体形象。未来,企业竞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上,也发生在AI模型的“知识空间”中。 强化金融市场波动。近年来,社交媒体谣言、自动化舆情系统与量化交易之间的联动越来越明显。虽然尚无公开证据证明通用AI能直接触发量化交易,但AI错误引用和放大虚假信息,确实可能进一步强化市场情绪波动。 侵蚀AI信任基础。如果用户发现AI频繁输出虚假、夸张或被操纵的信息,大模型的核心资产——可信度——就会被削弱。这既影响企业商业化,也可能拖累整个AI产业的发展。 AI时代的“认知污染” “AI投毒”最值得警惕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的技术漏洞,而是一种“认知污染”。...
2026-05-08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2026-01-18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2026-05-01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2025-02-16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2026-01-30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2025-09-07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2026-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