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Manus并购案

Manus并购案

1 Articles
亚洲北美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文章推介

亚洲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欧洲

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欧洲

匈牙利新政府推动激进媒体改革,意在终结“宣传时代”

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

Uncategorized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亚洲北美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亚洲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