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2026-04-28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2025-09-21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2026-02-08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2025-02-26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2025-03-28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2026-05-03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2026-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