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ing bias
What Western Think Tanks See Is Not the Whole of China
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faced by Wester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en...
文章推介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揭秘AI“投毒”：一个新兴黑色产业
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