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在国际关系分析中，个体因素当然不容忽视，但若忽略国家行为的理性逻辑与战略约束，容易陷入“个体决定论”或“象征迷思”。达赖喇嘛作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其象征意义至今仍在部分外交语境中存留。然而，若将其视为当代中印关系的紧张根源，则未免以偏概全，甚至误导舆论。 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终究取决于边界管控、战略互信机制、以及大国格局演化。在分析此类问题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化的象征认知，更是建立在事实与逻辑基础上的冷静判断。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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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出席“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专题研讨会
2026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向海图强的形势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作者：唐摩崖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7日 50位优秀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研讨会，其中20位作者围绕蓝色经济合作、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作交流发言。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做了专题汇报，受到与会者认可与好评。这项研究是由毕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博士共同完成的。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悉，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
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