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目前项目主任是班志远（David Bandurski）。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体系变化，擅长对中国信息环境进行结构性分析。 在ChinaFile上，2025年3月21日更新的CMP词条称，“CMP如今致力于在全球华语地区推广新闻业和言论自由”。
文章推介
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毕研韬教授“制度传播”概念的国际原创性评估
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八大影响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可以从“生产机制—传播结构—认知环境—治理体系”四个层面来概括。 一、内容生产的自动化与规模化 生成式AI显著降低了文本、图像、视频与多语种内容生产成本，使信息生产从“人力密集型”转向“算法驱动型”。这使认知内容可以被快速批量生成与定制，强化了“高频叙事投放”的能力。 二、叙事定制与微观受众细分 基于数据分析与行为预测模型，AI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价值结构与情绪状态的受众进行精细化画像，实现“同一议题多版本叙事”，推动传播从大众传播转向高度碎片化的个体传播。 三、信息操控的隐蔽性增强 深度伪造（deepfake）、语义生成与自动账号系统，使虚假信息更具真实性与传播拟真度，显著提高认知干预的隐蔽性与识别成本，削弱传统事实核查机制的有效性。 四、传播速度与反馈闭环加速 AI驱动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实时反馈—即时调整”的传播循环，使舆论形成周期显著缩短，认知战呈现“准实时调控”特征。 五、舆论空间的结构性极化...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与政治结构转型观察
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