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红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的论文发布于学术平台arXiv。文章通过分析短视频平台上的涉华内容传播情况，考察不同类型账号对美国用户态度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与国家媒体账号相比，一些中国网红发布的生活类视频往往更容易获得观看和互动。 这些内容通常围绕城市生活、文化体验、美食旅行或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展开。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视频经常引发大量讨论，一些美国用户在互动中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新的认识。 研究并没有简单得出“谁更有效”的结论，但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在社交平台环境中，个人创作者更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信息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印象。 二、平台时代传播结构的变化 这一现象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平台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平台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互动率、观看时长和分享行为等指标。 在这种环境下，内容风格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显增强。个人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活化叙事，内容节奏也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观看习惯，因此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 相比之下，国家媒体的内容通常更接近传统新闻报道，其叙事方式较为正式。在平台环境中，这类内容有时不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浏览信息流。 三、国家传播与个人传播的差异 在传播逻辑上，国家媒体与个人创作者存在明显差异。国家媒体承担信息发布与公共传播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叙事上需要保持较高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个人创作者则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可能只是记录一次旅行、介绍一种美食，或者展示城市生活的某个片段。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以国家传播为目标，但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
文章推介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China’s Whistleblower Doctor: Calls Grow for Justice
Man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ve spoken out in support of Lan Yuefeng,...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