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这种区分也体现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评价上。台湾好感度为61,俄罗斯59,新加坡49,欧盟40,美国32,日本19。至少从这组数据看,中国公众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西方国家视为同一个整体。 三、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却不排斥特定条件下使用强制手段 台湾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度结构。 一方面,中国公众明显偏好非军事方式。83%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进两岸经贸往来,72%支持便利台湾居民在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支持通过正式谈判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比例,从上一轮的52%升至66%。同时,51%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问题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众完全排斥强制手段。假设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约四分之一支持全面军事攻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中美峰会之后,支持全面军事攻击的比例从21%升至29%,18至39岁人群则从17%升至34%。 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简单的“主战”还是“主和”,而是和平偏好与条件性强制同时存在。在现状下,和平交流、经济联系和谈判获得较高支持;一旦受访者设定的情境发生根本变化,对强制手段的接受程度则明显上升。 这种“条件性”同样出现在其他国际安全议题中。对于伊朗战争,60%支持中国推动调停,54%支持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但支持提供武器的只有23%,支持直接提供军事支持的仅15%。与此同时,支持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比例达到59%。对俄罗斯也是如此:62%支持即使面对西方制裁仍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但支持派遣中国军队援助俄罗斯的仅约五分之一。 结语:中国社会对外心态日趋复杂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公众究竟“更强硬”还是“更温和”,而是他们判断国际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好恶,可以与对具体合作的判断分离;对和平的偏好,可以与特定条件下对强制手段的接受分离;对中国实力的信心,也可以与对外部风险的警惕同时存在。这意味着,中国公众的国际心理越来越难以用单一的“亲谁-反谁”“主战-主和”来解释。 这对国际传播尤其重要。传播者如果只看到公众态度的表层结果,很容易把“低好感”理解为“拒绝合作”,把“实力自信”理解为“对外强硬”,把“支持和平”理解为“排斥一切强制手段”。此次调查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不是公众站在哪一边,而是他们依据什么条件形成判断、如何权衡利益与风险,以及什么因素会促使这种判断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调查的价值并不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看世界”,更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国际心理变化的窗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中国公众面对外部世界的心理结构可能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自信不再意味着无风险感,合作也不意味着认同,和平也不意味着放弃底线。理解这种复杂性,或许比简单判断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硬”更接近真实。...
2026-10-07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2026-09-22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2026-09-21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2026-08-26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2026-08-25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例如,一些高校将原有机构改造成 Chinese Language Center、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等项目。NAS发现,有些替代项目仍然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合作,甚至继续接受中国方面的教师、经费或其他支持。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关闭孔子学院后,就建立了Chinese Language...
2026-08-18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2026-08-08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2026-08-06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2026-05-10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2026-05-04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2026-05-26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2026-10-08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2025-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