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中美经济博弈2.0：国际规则竞争，叙事更重要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例如，一些高校将原有机构改造成 Chinese Language Center、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等项目。NAS发现，有些替代项目仍然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合作，甚至继续接受中国方面的教师、经费或其他支持。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关闭孔子学院后，就建立了Chinese Language...
中国软实力超过美国了吗？解读两项美国民调
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如果9月峰会有所突破，最可能集中在经贸领域。原因很简单：经贸问题虽然复杂，但具有较强的交易属性。 此前形成的一年期关税休战安排，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窗口。随着相关措施接近到期，延长暂停期限、建立新的贸易磋商机制，将成为双方最容易展示成果的方向。 美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和飞机等产品采购； 二是中国在市场准入、贸易规则执行方面做出更多承诺； 三是在部分非敏感领域降低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延长关税暂停安排，避免新的贸易压力； 二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扩大部分产业和投资合作空间。 但需要看到，这类安排更多属于“战术性缓和”。...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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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欢迎庞德伟（David Perdue）大使：共同开启中美交流新篇章
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