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体系能力，包括全球顶级大学体系、 世界最强金融体系、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盟友网络、高端人才吸引能力、军事投送能力、全球文化传播能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制度韧性。美国的问题很多，但美国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危机公开化、冲突化，并在持续争论中完成自我调整。 很多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混乱的一面”，却容易忽视美国“纠错的一面”，而后者，恰恰可能是美国长期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传播学中的“托马斯原理” 传播学与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结果上就会成为真实。 它的含义并不复杂：人们如何理解现实，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而行为又会进一步改变现实本身。 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衰退”，这种认知就可能影响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对风险的判断、对国际秩序变化速度的预期、对中美竞争结果的想象。这些认知，又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策、舆论与战略行为。 国际关系史上，很多重大误判，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方”，而是因为“过度相信自己已经看透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大国竞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竞争，也是认知竞争。 “自我实现的预言”风险 社会学家Robert...
2026“特习会”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过去，台湾社会内部虽然也存在对美国可靠性的争论，但总体上，美国仍被视为台海安全最重要的外部支撑力量。 然而，如果美国开始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回报”与“大国平衡”，那么台湾在中美博弈中的不确定性就会明显增加。换句话说，台湾可能越来越难以简单依赖过去那种“战略模糊+安全承诺”的旧框架。 二、台湾问题被进一步确认为中美关系“红线核心” 此次会谈中，中方再次高度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北京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问题。 这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其它议题——包括经贸、科技、AI、金融甚至气候合作——都可能受到台湾局势影响。 某种意义上，台湾已经不只是“一个议题”，而正在成为整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中心”。 这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中方未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压力可能持续增强；第二，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动作空间，也会受到更强约束。 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很可能出现一种状态：双方在很多领域可以竞争、摩擦甚至有限合作，但都会尽量避免直接触碰导致台海失控的“红线”。 三、台海军事与安全风险仍在上升 此次峰会虽然强调“稳定”，但并不意味着台海风险下降。 恰恰相反。从现实战略结构看，中美竞争仍在持续深化：美军继续强化印太部署；中国大陆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台海周边军事活动仍然频繁；日本、菲律宾等地区因素也在进一步介入。...
2026“特习会”：中美元首究竟谈了哪些问题？
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场被外界称为“特习会”的峰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战略沟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此次会谈并未达成类似“大交易”式成果，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突破性协议。不过，它仍然被广泛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层互动，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海风险上升、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经济承压、AI竞争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目标，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防止失控”。那么，这次“特习会”究竟谈了什么？ 一、台湾问题：峰会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是此次会谈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议题。 从公开报道看，中方在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并警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则继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在表述上明显更具“交易型”风格。 国际媒体尤其关注几个细节： 其一，美国近期部分对台军售安排被暂时延后； 其二，特朗普在部分场合中，将台湾问题更多纳入“谈判筹码”逻辑，而非传统“价值同盟”框架； 其三，台湾内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讨论明显增加。 这些变化意味着，台湾议题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战略特征：它不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只是地缘政治问题，而正在越来越深地进入“交易政治”与“大国战略成本计算”框架。 对于北京而言，台湾问题依然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而对于华盛顿而言，台湾则越来越成为中美整体战略博弈中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未来台海问题的风险，并不一定来自单纯的军事升级，也可能来自战略误判、政策模糊与信号混乱。 二、经贸与关税：最容易形成成果的领域 相比安全与意识形态议题，经贸问题仍然是中美之间最现实、最容易达成有限合作的领域。 此次峰会中，双方重点讨论了部分关税调整、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农产品市场准入、双边投资协调、波音订单与制造业合作、供应链稳定等问题。 从国际经济角度看，中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全面脱钩”的代价极高。 美国需要控制国内通胀与产业成本，中国则需要稳定外贸、资本市场与国际投资预期。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中美经济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与金融稳定。 因此，此次峰会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即使战略竞争持续，中美仍希望保留“有限经济稳定”。换句话说，双方都在尝试建立一种“竞争但不崩盘”的关系模式。 三、伊朗与中东局势：新增的重要议题 中东问题是此次峰会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新变量。由于近期伊朗问题持续升温，美国希望中国利用其与伊朗的经济关系和外交影响力，对地区局势发挥稳定作用。 特朗普政府尤其担心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国际油价波动、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东冲突外溢。...
北京锡安教会：一个进入中美议题的中国家庭教会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北京锡安教会由牧师金明日于2007年前后创立，主要面向城市知识阶层、中产群体以及年轻职业人士。 在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曾经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中产扩张以及互联网传播，一些大型家庭教会逐渐形成较强社会影响力，北京锡安教会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其聚会人数一度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人。 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什么类型的教会？ 从神学传统看，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中国新教（Protestant）背景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家庭教会。 它的核心教义，与全球主流福音派基督教并无本质区别，包括相信《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强调个人“重生”与信仰体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重视祷告、布道与团契生活，强调个人道德与家庭伦理。 从公开讲道与资料看，北京锡安教会整体上属于较典型的城市福音派教会。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共同特点。例如：强调教会自治； 重视信仰独立性；强调信仰生活不应过度行政化。 这些特点，也构成其与官方“三自教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张力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家庭教会”？ 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必须先理解“中国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现象。 在中国，新教体系大致存在两类组织：一类是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另一类则是未纳入官方体系、以自主聚会形式存在的“家庭教会”。...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That Has Moved On》的评论文章，文中暗含一个重要判断：今天的中国，越来越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declining power）。 这一观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过去十余年，无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部分学术圈，还是战略研究领域，“美国衰落”都已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尤其在经历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政治极化、债务扩张以及“特朗普现象”之后，“美国制度危机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传播。所谓“东升下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只是这种判断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统一共识。 如果因此得出“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美国衰落认知”，则可能过度简化了中国内部真实而复杂的认知结构。问题不只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谁在定义“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中国认为”并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时，常会不自觉地使用一种“单一主体叙事”：“中国认为”“北京相信”“中国视美国为”“中国正在准备”。 这种表达在新闻写作中很常见，但它往往会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尤其在如何看待美国这一问题上，中国内部长期存在明显分歧。...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War, Part 2: Slowing China’s Advance》中，被表达得尤其直白。 ITIF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之一，长期关注科技竞争、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数字经济治理。相比传统外交或军事智库，ITIF更偏向技术经济与产业战略研究，其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体系。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美国自身付出代价，也必须限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产业领域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是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从“自由竞争”转向“技术遏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其对华强硬态度，而是它公开突破了美国过去长期强调的“自由竞争”逻辑。 报告认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技术经济战争”（techno-economic...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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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