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如果9月峰会有所突破，最可能集中在经贸领域。原因很简单：经贸问题虽然复杂，但具有较强的交易属性。 此前形成的一年期关税休战安排，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窗口。随着相关措施接近到期，延长暂停期限、建立新的贸易磋商机制，将成为双方最容易展示成果的方向。 美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和飞机等产品采购； 二是中国在市场准入、贸易规则执行方面做出更多承诺； 三是在部分非敏感领域降低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延长关税暂停安排，避免新的贸易压力； 二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扩大部分产业和投资合作空间。 但需要看到，这类安排更多属于“战术性缓和”。...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驻外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采集。记者长期驻扎一个国家，价值不仅在于报道突发事件，更在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对当地社会的理解。 例如，美国政治运行、选举过程、社会矛盾、经济变化等议题，都需要记者建立持续的信息网络，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会工作人员、学术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和行业组织、普通社会群体。 如果驻外记者停留期限缩短，媒体机构可能需要频繁调整人员安排，长期跟踪报道的成本增加。 更重要的是，记者可能从“长期观察者”转变为“阶段性采访者”。这可能导致国际新闻更多依赖短期采访、公开信息和远程分析，而减少基于长期经验的深度报道。 三、可能增加记者职业风险感知 新闻客观性不仅取决于记者个人职业伦理，也受到新闻生产环境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记者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采访对象和报道主题。但如果记者认为签证状态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就可能增加职业风险评估。 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预期性自我约束”（anticipatory self-restraint）。 它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改变报道方向，而是意味着制度环境可能影响记者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争议性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采访方式；减少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报道；...
“攻击美国本土”：中国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战争想象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围绕台海、南海以及未来中美冲突可能性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空间持续升温。其中，一种较为强硬的观点逐渐引起关注：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就应当攻击美国本土；只有让美国真正感受到“疼痛”，打破其“本土远离战争”的神话，才能迫使其改变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9日 这并非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张，也不是网络主流民意，而是一种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社会化战争想象。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而是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为什么这种战争想象能够形成？它依赖怎样的国际经验？又如何影响公众对大国竞争和安全问题的理解？ 从战略传播视角看，战争不仅发生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认知世界；物理世界的战争往往起源于虚拟世界。人们如何理解战争经验，如何解释冲突原因，如何预判对手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风险的认知。 一、“让美国感到疼痛”：不只是威慑叙事 “攻击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感到疼痛”的核心，是一种成本-收益逻辑。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取决于利益计算。如果战争成本主要由他国承担，而自身远离战场，那么决策者就可能更容易采取强硬行动。因此，改变对手行为的关键，是让对手承担足够高的成本。 近年来，一些国际冲突经验强化了部分网民的这种理解。 俄乌战争成为重要参照。一些中国网络讨论认为，美国能够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本土没有直接承受战争影响。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大国冲突发生，必须改变“美国远离战场”的状态，否则美国不会真正感受到战争代价。 2026年美国与伊朗战争也成为部分网民讨论的新案例。一些自媒体人认为，美国长期依靠远程军事能力在海外实施行动，而美国本土较少受到直接冲击，因此美国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感知有限。由此，他们进一步推导出：只有让美国本土面临风险，才能改变美国决策。 这种推理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争叙事： 美国之所以采取强硬政策，是因为战争成本没有直接作用于美国社会； 如果提高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美国就会重新计算行动代价； 因此，对美国本土形成可信的威慑，是阻止美国介入冲突的有效方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威慑叙事，但又不只是威慑叙事。 二、战争经验如何塑造现实认知？ 从战略传播角度看，国际事件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唯一意义。不同社会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利益关切和价值体系，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解释。 例如，俄乌战争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现实：一种叙事强调国家主权、国际规则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另一种叙事强调安全困境、战略压力以及大国竞争背景。 不同叙事并不仅仅是在争论“发生了什么”，更是在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谁应该承担责任？未来应该如何行动？ “攻击美国本土”的战争想象，同样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现实建构之上。它把国际政治主要理解为力量竞争，把安全主要理解为威慑能力，把和平主要理解为对手因恐惧成本而保持克制。 这种认知框架并非完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现实主义传统长期强调力量、利益和安全困境。但是，网络空间中的表达往往进一步简化复杂战略问题，将国际关系转化为一种更加直观的逻辑： 对手之所以强硬，是因为没有感受到足够代价。...
特朗普昨天说：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界：中国没干预
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中国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美国情报界此前发布的正式评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7月17日 一、美国情报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 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0年联邦选举外国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伊朗等国曾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旨在改变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干预行动。 报告指出，北京虽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对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进行评估，但总体采取了谨慎态度，更倾向于等待选举结果，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进程。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N参与的联合评估，也没有推翻这一结论。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情报评估，并不支持“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这一说法。 二、特朗普为何再次提出这一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2020年大选提出与官方调查不同的判断。 自2020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外国势力影响了美国选举，并多次提及中国。然而，与俄罗斯曾实施网络影响行动不同，美国政府历次公开调查均未认定中国实施了针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系统性干预。 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这一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叙事，而不是美国官方调查结论的更新。 三、同一个事件，两套不同叙事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一个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叙事框架。 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强调调查程序、证据标准和专业评估；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则根据自身政治议程和支持者诉求，对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两种叙事有时相互印证，有时则明显分离。 近年来，“外国干预”“外国影响力”“虚假信息”“跨境镇压”等议题不断进入美国公共议程，涉华安全叙事持续强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关于中国的相关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传播价值，即使缺乏新的公开证据，也可能被反复提及，并持续影响公众认知。 四、国际传播应关注事实，更应关注叙事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事实、情报评估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际舆论场并非单纯围绕事实展开，而是围绕事实的解释权展开竞争。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媒体和智库，都在通过各自的叙事框架影响公众理解。同一事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意义；同一调查结果，也可能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 特朗普此次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表态再次说明，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涉华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 未来，围绕中国的各种政治叙事仍将持续出现，而国际社会更需要区分政治表达、媒体报道与官方证据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2023年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美国国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陆续发布大量报告，将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列为实施“跨境镇压”的主要国家。 如今，美国试图进一步将其写入联邦刑法，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概念提出、媒体传播和社会接受、政府政策采纳、法律确认。 一旦进入第四阶段，一个概念便具有了更强的政策约束力和国际扩散能力。 因此，《制止跨境镇压法案》不只是增加一个罪名，而是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于“跨境镇压”的定义权。 二、两种法律逻辑开始直接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立法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了鲜明对应。 中国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分裂，认为任何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行为都应依法追责。 美国则强调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以及海外社群的安全，认为外国政府不得利用行政、司法或非正式方式，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或施压。 双方并非仅仅存在法律条文上的差异，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 在国际传播层面，这意味着双方正在围绕同一问题建立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强调保护流亡社群、异议人士以及海外少数族群的人权。...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的国际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国会正在提前设计“后达赖时代”的政策环境，尝试建立新的制度性政策工具。 该法案由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提出。他长期参与涉华事务，是美国国会推动涉藏议题的重要成员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是共同提案人。他长期关注国际安全、战略竞争及美国对华政策。提案人组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跨越美国两党，表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共识；二是使该法案同时具有“人权议题”和“战略竞争议题”色彩。 该法案核心目标是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采取若干具体措施提升CTA国际地位，并将其纳入相关国际事务。 核心建议有四点。 一、确认并强化CTA的政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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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