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
日本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吗？
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三、日本是否有动力拖住中国 然而，日本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日本是否有动力主动承担这种角色。 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其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仍然是两个：一是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二是避免被卷入大规模战争。日本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广泛的经贸与社会联系，一旦出现高强度冲突，日本自身也将付出极高代价。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对军事行动仍然存在一定制度约束。例如重大安全政策通常需要经过国会审议以及长期的政治讨论。这种制度结构决定，日本主动挑起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日本通过强化军事能力、扩大同盟合作和提升威慑能力来改善安全环境，而不是主动成为长期冲突的前线。 四、美国是否会推动这种结构 从美国战略角度看，在中国周边维持持续压力，确实符合其全球战略利益。这一点在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文件与安全合作布局中可以清楚看到。因此，“是否存在通过前沿国家牵制中国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缺乏依据的设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不同地区采取的安全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地区，美国确实依赖单一核心盟友承担前沿角色。例如在中东，以色列长期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支点。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在军事援助、情报合作和外交支持方面持续强化这一关系，使以色列在地区安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独立节点”性质。也就是说，在某些地缘环境中，美国确实会依赖一个关键盟友承担较大的战略压力。 但东亚的安全结构与中东存在明显不同。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多层安全体系，而不是完全依赖单一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安全网络。 这种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风险分散。如果地区局势紧张，压力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是由多个盟友共同承担。第二是威慑叠加。多国参与可以在军事、情报、后勤和外交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强的整体威慑效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战略运作中不会出现“关键节点”。在印太安全体系中，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长期稳定的同盟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点之一。因此，如果未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日本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可能继续上升。...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三、中西叙事差异的深层动因 这一争议的存在，也体现出中西方在国家主权观、战略文化及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乌克兰是否是棋子”不仅是事实判断问题，也涉及价值观立场和叙事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避免认知陷阱，回归理性分析 无论是“棋子论”还是“主权抵抗论”，都不能脱离对地缘现实与国家意志的深入观察。战争的发生与持续，从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操控的结果，而是复杂互动的产物。非西方舆论若要更深入理解俄乌冲突，需要警惕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在尊重乌克兰主权与批判西方霸权之间，寻求更深层的分析路径。 战争既是火药的对抗，也是认知的战场，坚持独立判断，是对和平的最大尊重。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三、真实期待：可控局势中的战略谋算 表层分歧之下，中美两国对战争的真实期待，呈现出各自的战略盘算与底线思维。 美国的战略期待在于“一石三鸟”：首先，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能力，使其未来难以再挑战欧洲安全格局；其次，通过战争强化北约团结，重塑西方联盟凝聚力；第三，也借此腾挪战略重心，为更长期的对华战略布局腾出空间。因此，美国需要战争“不被俄罗斯赢”，但也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全球危机。 中国的真实期待是“稳中求缓”：中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溃败，因为这可能打破中俄间的战略平衡，进而使中国在面对美欧压力时更趋孤立。与此同时，中国也警惕战争长期化引发全球经济和能源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发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有限支持维系俄方基本稳定，同时维持自身“和平方略”的形象和战略回旋空间。 四、未来走向：合作空间有限，竞争态势延续 短期看，中美在防止战争外溢、控制核风险等方面仍可能保持有限沟通。但中长期看，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正重塑全球力量格局。 一方面，美国将持续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主导权，并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向印太延伸；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继续拓展全球南方朋友圈，维护多边主义与地区稳定。两国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将愈加制度化、结构化，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一面折射世界格局变化的镜子。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既体现现实考量，也反映价值分歧。共同点存在于底线控制，分歧则贯穿于利益结构、角色定位与全球秩序观之中。随着战局演变和全球战略再平衡的推进，中美如何在“博弈”与“稳定”之间拿捏尺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向。
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明确支持俄罗斯 约45% 将俄罗斯视为反对西方霸权的“硬汉国家” 情感偏向俄罗斯但不激进 约20% 认为俄罗斯“情有可原”，但反对战争升级 理性中立、批评双方 约20% 认为冲突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呼吁止战和谈 同情乌克兰、批评俄罗斯 不超过10%...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GUR）副局长斯基比茨基（Vadym Skibitsky）披露，俄罗斯高层认为若战争持续到2026年以后，将严重影响其与中美的全球战略竞争能力。 因此，克里姆林宫设定了2026年为战争的“战略底线”，希望在此之前通过战场胜利、外交谈判或政治变局达成某种“解决”。 来源：乌克兰GUR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Business Insider》采访中披露。 四、中国学者观点：战争或进入“冻结冲突”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认为，当前战争已出现僵持态势，2025年可能出现“停火窗口”，但全面和平协议难以迅速达成。 战争或将转入“低烈度对抗与外交谈判交织的阶段”，类似格鲁吉亚或克什米尔的长期冻结冲突模式。 五、德国：战争将持续至2026年甚至更久 德国情报界与媒体（如《明镜》《时代周报》）报道显示，多数德国安全机构认为：俄罗斯仍有能力拖延冲突；乌克兰面临财政和兵员压力。 因此，他们预测：除非西方内部政策转变，否则战争至少将持续至2026年，甚至可能演化为长期冻结局势。...
文章推介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Four Decades of Good Deeds: The “Lei Feng Brother of Hainan” and a Teresa-Like Ethic of Serv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