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工具化
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安全化、工具化、武器化
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当传播效果主要以是否有利于特定战略目标来衡量时，信息的选择、议题的设置和叙事的组织就可能受到战略利益的支配。此时，传播不再只是解释政策、交流信息的渠道，也成为争取支持、影响判断和塑造国际议程的手段。 因此，分析国际传播的工具化，需要区分正常的战略传播与误导性传播。明确传播目标并不必然损害真实性。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战略目标是否以牺牲事实准确性和信息透明度为代价。 三、武器化：传播成为对抗性手段 如果说工具化强调传播服务于特定目标，那么武器化则进一步强调传播被用于对抗、削弱或操纵对手。 在国际竞争中，信息和叙事可以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对国家意图的理解以及对政策的支持程度。当行为体通过虚假信息、有组织的信息操纵或其他对抗性传播行动，试图制造社会分裂、放大群体矛盾、干扰政治决策或削弱对手的国际信誉时，传播便可能呈现武器化特征。 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这种风险的规模与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自动化技术提高了信息分发效率，合成媒体也增加了公众核验信息来源的难度。但技术能力本身并不等于武器化，是否构成武器化，仍须考察具体行为、行动目的与实际运用方式。 传播武器化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方将对方的传播活动视为安全威胁，继而采取反制措施；对方又将这些措施解释为敌对行动，从而加深不信任，形成认知与安全困境。 四、三种现象如何相互作用？ 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并非三个必然依次发生的阶段，而是三个不同维度。 安全化回答的是：国际传播为何被视为安全问题？工具化回答的是：传播被用于实现什么目标？武器化回答的是：传播是否被用于对抗性场景？ 三者可能相互强化。例如，当国家将国际信息环境视为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时，传播可能被进一步纳入安全政策，并被用于争取国际支持；在某些情况下，竞争又可能升级为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与对抗性传播。但是，安全化并不必然导致武器化，工具化也不必然意味着操纵或攻击。...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文章推介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朝鲜修改宪法，调整了权力合法性表述
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