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2026-07-24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2026-09-19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2025-09-07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2025-10-082026年以来,中国高校已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1家国际传播研究院。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8日 1.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推动学界与业界深度融合 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的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揭牌。该学院挂靠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旨在将新华社的全球传播网络、行业资源与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相结合,探索人才培养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于2025年8月组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的成立是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进展。 2.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突出面向东盟的区域特色 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揭牌成立,成为广西高校首所国际传播学院。学院聚焦国际新闻传播、跨文化沟通和东盟区域传播等方向,计划通过整合校内学科资源、深化校媒合作,培养适应中国—东盟交流合作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 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将围绕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建设、全球舆情与决策支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任务展开工作,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学院。 4.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学科融合 5月3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成立。学院以原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为主体,整合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依托学校多语种办学和传媒教育优势,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重点关注全球南方及周边国家传播,推动国际传播与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及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
2026-10-18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2026-08-26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202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