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2026-09-01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2026-10-07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2026-07-24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2026-06-20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2026-05-10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2026-10-04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2026-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