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2025-10-23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2025-12-31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2026-03-2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2026-05-27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2025-04-0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一书,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色彩印,以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为主线,收录了会议综述、大会发言、专题研究、深度访谈、学生感言,以及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图片及摄影作品。 这本书记录学界同仁、业界专家对郑教授学术人生的评价、肯定与敬意;书中的深度访谈,还原了郑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心路历程,立体化呈现郑教授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熔融经历;还收录了学生们撰写的郑老师在治学态度、道德品行、为人处世等方面言传身教的故事。500余幅图片和摄影作品,记录了郑教授个人工作、参加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以及郑教授采撷的五洲风情。 通揽全书,看到的是郑教授追梦新闻的矢志不渝,学新闻、爱新闻、教新闻,在新闻研究、学科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急需,以及传媒业改革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以摄影方式记录时代光影、展现家国风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追梦新闻60年》的出版,是对一位老一代新闻学者六十年持之以恒、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表达真诚敬意,也能为新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新闻从业者提供有益启示。 《追梦新闻六十年》编辑部 2026年5月26日
2026-07-12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2025-07-18